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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转型宪政的特定语境下，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化建构则应成为宪政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在现代社会，金融机构相较于其他行业的法人组织，其对于国民经济与社会的稳定繁荣而言更为重要。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刑法第264条加罚条款的合理性。

进入专题： 许霆案 。于是，针对公众舆论所产生的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表现在许霆案中，就是三方力量的对抗与竞争关系：以张明楷、陈兴良两位刑法学教授为代表的一方﹝４０﹞、以周安平、朱苏力等法理学者为代表的另一方﹝４１﹞以及以刘明祥、高艳东教授为代表的为了调和法律与民意的冲突而在刑法评价上做出适当妥协的第三方﹝４２﹞。至于在盗窃金融机构的案件中，应当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法定刑的‘数额特别巨大标准是多少，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同样道理，在本案中，客观上银行的知晓与否不会影响许霆行为的性质。﹝２３﹞全面的梳理介绍，可参考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明楷教授提供了另一种有益的思路。徐松林教授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是持有自己的工资卡，利用个人的真实身份在公开场合公开取得的财物，不符合盗窃罪秘密取得的要件。任何宪法或宪政的出现实际上是终结革命的，制宪开天辟地，革命就此终结。

我们思考中国人的优良政治生活，就必须同时面对这四种宪制，而不能只看大陆。但这样一种理解或许只是给党领导下的专政一个宪政的名称而已。钱永祥： 陈端洪提到历史，我觉得格外重要。第一是理性审慎的宪法精神，就宪法学本身来说，我们要按照一个宪法文本来说话，不是有所回避的讲，而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解释宪法以及宪法所依据的各种政治理。

实际上，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通过非宪法层次的宪法建构，中国人民已经出场了。我更愿意超越六十年的历史，把这三十年放到一百年的故事中来看。

许纪霖： 近代英国的君主立宪，君主给自己套了个紧箍咒，君主自己也要受到宪政的约束。第三点，高老师在报告里面，提到他的理论构建有一个关怀，他担心通过社会变革来推进政治变革这样一种方式，可能会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他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切入中国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宪法学者特别是美国的宪法学者，从此不谈主权，但是背后并不是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已经对政治宪法学的含义比较熟悉了，陈端洪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曾经谈到，政治宪法学，就是从宪法学的角度，对政制与国家的构建给予一种原理性的阐述。

这里边就有松动的余地，就是要松动这个关系来打开宪政的空间。周保松： 陈端洪老师在发言中，提到对现有的宪法，态度应该是整体肯定和具体批评。针对端洪的有关根本法的排序问题，我觉得第一排序应该是权利保障与私有财产保护。我们在两岸沟通里是有很多的默契。

但是在中文语境下，这样翻译就会出问题。虽然这些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但是首先得用理论智慧去解释、论证。

在此背景下，经由北京法政学界的高全喜、陈端洪等人的竭力推动，一种政治宪政主义与政治宪法学的法政思想和自由宪制框架逐步兴起，在活跃宪法学术思想、促进宪法学专业内部对话、辨析政治宪法学路径、引导宪法学回归中国问题的同时，也日益引起国内政治学界、政治思想史学界研究力量的关注。那么序言里面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宪法？总纲讲了那么多基本国策是不是宪法？当然是。

规范法学的路子离开政治，试图把政治的价值包括道德价值判断都排除在外，我觉得这个对一般法学是必要的，但是对宪法学是行不通，至少是残缺的。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社会，才是美国政治的秘密所在。即使如此，苏俄的宪政依然具有宪政的外在形式，这就使得后人不必诉诸于革命（不管是暴力的革命还是和平的革命），不必走从无到有的制宪，而是有可能走宪政转型的温和道路。在政治宪法学当中，我们要探索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排中国的政治生活。这两种宪政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把它概括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一个描述性的格式。

这些年中国自由主义的叙述，主要是关于自由和正义的叙述，但是缺了重建伦理、重建国家这两块。而这也就涉及到我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的问题。

晚清立宪派想要切割君权，那是与虎谋皮。姚中秋： 我对陈端洪的研究有一些异议。

有权力就有权威，权力之上无权威，那是非常可怕的。第一，宪政是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

我们现在应当讨论的是构造宪法的问题：怎么样构建一个优良的宪法，而且怎么样享有一个真正的宪法式的生活。比如，民国肇造，建立了一套宪制，这套宪法经过复杂的演变，目前富有生机地存活于台湾。再一个就是台湾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一个中国的概念，是一，没有二。基于此，我们能够看到，如果我们讲党的代表性，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的两个先锋队性质统一起来讲，怎么统一呢，就是将我们党理解成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关于人民意志建构的理论在我的博士论文《人民、权威和基本权利》中有系统的论述。

我最好奇的，是立宪的具体内容及其政治效果。这是一种真正的政治的过程。

我认为，冲突原则的并存，表明了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实，即当权者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没有一个真正的决断在里面，这是中国没有真正立宪的一个表现，哪怕你在文本里明确地宣告了某些东西。陈端洪： 整体肯定，是对拉丁文prima facie (legitimacy)的改造。

虽然不希望进行比如大规模地搞竞争性选举这样的激进改革，但这如果是出于对改革的渐进审慎，我是理解与赞成的。第二是革命的终结不是社会自发的，而是共产党主动完成的，共产党主动改革开放，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人民的真实代表问题，从来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前三十年血腥的东西，甚至那种非常时期的东西，都可以被消化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故事中，改革开放可以视为未来的第三共和国的一个起点，它可能还没有构成一个好的宪政框架，但是不排除在某个阶段，两岸三地共同进行一个自由的、正义的国家构建。法俄的代表理论要比英美宪政逻辑清晰，比如卢梭的普遍意志观念，具有几何般的优美。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宪法学内部，就是对近十几年来美国的宪法学教条主义所影响的中国的宪法学的研究现状不满，这种宪法学研究越来越肢解和割裂我们的宪法文本，讲宪法文本，讲宪法规范，但是只讲部分宪法文本，部分宪法规范——比如2006年《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中，双方争辩均援引中国宪法条文，各取所好，但都缺乏对中国宪法原则结构的理论论证——宪法不仅仅是一种法官式的论据，还是根本的原则。

但是按制宪权理论看，《共同纲领》就是宪法。一些宪法学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宪法问题很简单，就是让宪法进法院，法官根据宪法来判案子，搞违宪审查等。

革命终结一个旧的政治时空，制宪权开辟一个新的政治时空，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没有那么宏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创制。政治宪法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事情，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而不少规范法学虽然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与中国现实相去甚远，因而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往前移一移，移到制宪权，移到开天辟地的时刻。